2017年9月5日 |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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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2018-01-10 10:01:00 来源:干部学习网



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学习贯彻昆明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

梁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深入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按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省第十次党代会、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要加快推动社会治理从“单一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变。必须推动社会治理从单纯依靠政府管理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从单纯依靠行政管理向注重协调、协商、合作转变。社会组织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有其必然性,但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困境,突破困境找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才能加快形成多元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必然性

马克思关于政府社会理论的基本思想中,提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既是政府的责任,也具有社会性。在继承发扬马克思政府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现今学术界对社会事务的责任归属于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将管理社会事务推向共治。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两种管理缺陷下,社会组织的成功参与成为研究的新课题,社会组织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细胞,渗透到社会肌体每个部分,对于弥补两大缺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党和政府全力助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全面深化改革持续进行,党和政府对社会领域改革也快马加鞭推进,伴随政府执政理念转变和简政放权思想的不断落实,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各项事务留有空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着重进一步深化政社分开,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留有更大空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交给社会组织分担。

为了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昆明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5日颁布《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按《意见》规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登记的社会组织,该文件的颁布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找到依据,也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找到新路径。这一点,团市委针对诸多青少年问题,从2014年就开始积极探索政府购买青少年服务,目前已形成独具特色的青少年维权服务项目。

在经济新常态下,昆明市社会治理如何形成多元共治的新局面?如何使社会组织成为昆明市社会治理的共治主体?如何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这些问题的解答就成为社会组织参与昆明市社会治理的关键,也是形成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组织协同、市场推动、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社会治理新模式的重要部分。

(二)介入复杂社会问题处理,充当社会减压阀

改革让我们取得了傲人的成就,昆明市经济水平持续上升,财富累积逐年增加,同时,各类问题不断,社会领域尤为突出。“三化”催生“三类社会问题”的主要表现有:工业化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伴生了诸如失业率增加、环境恶化、食品安全、职业病等社会问题;城镇化是促进昆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器,同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少,比如失地农民、农民工、农村留守儿童、拆迁纠纷等;信息化带来便捷的信息共享,同时,譬如电信诈骗、网络谣言、网络色情等社会问题也成为社会治理的其中内容。

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复杂性和矛盾的尖锐性,而社会组织本身带有“草根性”特征,从群众中来,能更好的接近和维护基层群众的利益,从而更容易获得群众从身份上的认同,此类组织在解决棘手、复杂社会问题时往往更加容易。并且,社会组织在自身的组织理念指引和较强的专业路径操作中,通过如春城环保协会、云南连心社会照顾服务中心、云南省携手困难群体创业服务中心,官渡区社区矫正心理咨询室,云南博亚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所等此类组织,将社会问题以区别与政府手段的方式予以解决,其工作的方式方法新颖,手段独特,服务水平和能力均在不断提升,得到公众和政府的一致认可。

社会问题的爆发仅仅靠刚性处理、强权处置违背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并且用强手段有时不会化解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向反方向发展,而社会组织的存在为发泄怨气、情感抚慰、意见表达留有空间,缓解社会戾气,维护社会稳定。

(三)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组织持续发展壮大的基础工作

公益性、非盈利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容集中体现在,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社会治理领域的范畴几乎涵盖了社会组织工作的所有内容,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工作既是每一项具体的工作,也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工作是社会治理工作中的一大分支。并且,伴随现有各类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在公共服务和政府决策上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四)社会外部条件的支持

第一,公众关心公共事务的意识逐渐增强。比之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的物质更加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整体得到了极大满足,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日趋深化,特别是现代便捷的信息沟通方式,都在不断地刺激和唤醒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通过微博、微信、各类论坛等平台,对公共事件和热点人物进行讨论、辩论和评论,民意压力和民间舆论在各地停建的项目中表现最为突出,有的甚至形成对地方政府政策具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因此,在多元利益格局下,各类利益集体的高级形式即社会组织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

第二,信息技术飞跃式发展,全社会 “问政”成本较低。

网络已然成为广大公众所熟悉的一种信息交流方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网络为媒介所钩织的现实中网络型社会已经存在,每个人身处其中,这也成为社会治理方式转变所面临的一大重要方向。

二、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社会组织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其本身仍然存在一些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比如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还不完善、不健全;针对昆明市目前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出现的问题,2015年11月10日昆明市民政局对《昆明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听证,其中特别强调规定,社会组织应当建立内部信息披露机制,对接受捐赠、资助的,应当在接受捐赠、资助后15个工作日内,通过社会组织监管和信息发布平台社会公布接受捐赠款物的信息,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使用捐赠、资助情况。有些机构的设立形同虚设,不按其组织章程和程序工作,随意性较大,运作过程缺少相应的监督,致使其社会公信力备受质疑;有些社会组织演变为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官方色彩较重。

(二)社会组织基础条件普遍薄弱

与政府、事业单位和企业相比,成立社会组织的要求较低,内部治理结构并没有科学化的设置,成员的组成在文化程度、专业水平等方面都普遍偏低。据部分社会组织调查资料的统计显示,社会组织没有专业人才的占6.9%,社会组织有专业人才1~4人的占33.5%,社会组织有专业人才5~9人的占38%。在有专业人才的组织中,还有44.3%的社会组织都是兼职人员。从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看,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职员占所有职员的11%;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职员占31.7%;有大专文化程度的职员8525人,占27.4%;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职员占27.8%;有研究生文化程度的职员占2.07%。

另外,社会组织资金不足,且内部财务公开性不够。对我市据资料显示,我市社会组织收入主要来源于募资和捐赠,其中大部分是政府资金支持,占一半以上。资金来源渠道不宽,资金总量偏少,对展开组织日常工作有一定限制。

(三)“全能政府”与“政府失灵”并存,执政理念转变缓慢

建国之初,在有限社会资源限制下,为了增强社会管理的有效性,集中权力变为“全能政府”,“全能政府”直接以行政权力强制干预社会事务,可以侵入社会各领域以及个人生活,并不受法律、思想和道德的限制。“全能政府”成为时代指挥棒下政府形象,这一形象一直保持到近些年提出的政府执政理念转变。

与“全能政府”相对应的是“政府失灵”,一旦执政行为超越了现行体制的制约,就必然导致权责的分离和失衡,资源配置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即出现“政府失灵”。因此,近年来一直提倡转变执政理念,收起政府多余的 “手”,将大包大揽的“全能政府”转变为按规则适度干预,减弱政府控制力,为社会组织留有空间。但是,从实际执行状况来看并不乐观,很多基层政府对“家长制”信赖度更高,在具体事务处理上,并不愿意授权或者委托权力给社会组织,因此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成为一厢情愿。

(四)相关法律法规滞后

建设法治社会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法治国家的建设离不开社会组织的支持,并且社会组织对建设法治社会中作用突出。尤其是法律类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广大基层的法律知识宣传,协助公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合法表达诉求、公民法律意识塑造等方面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社会组织自身法制化建设却存在严重滞后,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中有些条款已不适宜现实需要,但并未作出废除和修订;最基本的《中国社会组织法》一直尚未问世。在昆明,作为社会组织的行为依据,《昆明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尚处于修改中,并未正式颁布实施。

三、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思考

(一)规范内部管理,保障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目标,社会组织越是在社会治理中承担责任越大,对其内部管理制度的要求越是规范,这也成为其生存和发展的直接因素。

一是组织结构规范。建立社会组织自有的组织架构,避免社会组织化身“隐形政府”,与公共组织一体化。坚决取消社会组织“挂靠制度”,公共单位不得作为发起人,也不得指定发起人举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确保社会组织独立性;二是内部制度规范。规范组织自身的组织章程、财务制度,坚守社会组织自律制度等,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三是信息披露规范。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现代社会组织从建立之初就对其信息宣传具有更高的要求,信息化管理手段是其基础部分,既保证信息的公开性、及时性,也要保证信息的真实、透明,从信息手段对社会组织形成自我规范性压力。

(二)政府“一放两抓”,做好监督和评估

“一放”,顾名思义,就是适当放权,即政府主管部门对其部分职权,通过委托或授权方式给社会组织,让其协同政府一同开展社会治理工作。而接受委托或授权的社会组织依照委托方或授权方要求开展工作,为保障社会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政府通过资金补助、贷款、拨款、免税、税收优惠、低息贷款和贷款担保等形式作为补偿,保证社会组织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

“两抓”则是,紧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紧抓对购买的公共服务进行评估。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基本的职能之一,如何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是?如何保证提供令公众满意的公共服务?长期实践中,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者和主体方均由政府本身一力承担,不仅工作量大,有些工作力不从心,而且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并不全能得到公众认可,社会治理中诸多方面存在“政府失灵”现象。因此,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就开辟了新路径,政府的角色由公共服务提供者、监督者和公共服务评估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监督者和评估者。

监督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确保按照项目要求按期完成;同时,对购买的公共服务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估也是政府的另一重要职责,政府对社会组织承接的公共服务提供项目效果同样负责。评估主要是政府、社会对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经济效率和效能两方面评估,一种是经济投入产出比,一种是社会效益,两方面都要综合考虑才能较为公正客观的得出评估结论。

(三)分类管理社会组织,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治理模式

昆明市社会组织数量众多,均有其不同的组织目标和实现价值,但总体上可以将其归为四类:活动类、维权类、慈善类和服务类。只有将社会组织细致分类,才能有的放矢,针对不同类型的组织进行不同侧重的扶持和培育,也才能担当与之相一致的社会治理任务。

根据“规范活动类、做实维权类、发展慈善类、壮大服务类”的分类指导和培育原则,重点发展慈善公益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如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要通过奖励、委托、补贴和购买服务等方式重点扶持;民办非企业单位采取培育与扶持,简化办事程序,降低设立的门槛,对于优秀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给予减免税收、增加资金拨付比例、融资担保等奖励,还可以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具有优先选择权。

(四)“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其自身独有的工作方式方法,在参与社会治理中也逐步起到主体作用,对缓解政府社会治理任务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从长期发展来看,社会组织自身存在诸多不利于其发展的“硬伤”,因此,自身能力提升是首要关键,如加大自身建设力度,在资金筹集、专业人才队伍上夯实基础,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各项能力上到一个新台阶。

第一,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充分挖掘“自我造血”功能,社会组织在接受政府资金来源的同时,也要发挥主动性,拓宽自身的服务领域,实施收费项目;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开拓自主项目,吸引基金会、企业、福利彩票等社会资金;此外,利用多种媒介主动宣传,宣传其组织目标和倡导价值,寻求其他资金渠道,比如尝试与一些企业或实力雄厚组织建立协同合作关系,通过多种项目合作自筹资金。

第二,提升成员的专业水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组织成员的能力和水平。一个持续稳定发展的社会组织,不仅需要大量的社会志愿者支撑,更需要专职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组织成员;不仅在薪资福利水平上保证组织成员无后顾之忧,而且要更加注重组织成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不仅要提升组织成员的服务水平,而且要加大对社会志愿者的整体培训。只有这样,一支能做事、会做事、做成事的社会组织队伍才能最大化发挥组织价值,实现组织目标,才能支撑起“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11–15)[2015–09–15].http://blog.sina.com.cn/s/bloga3d2d93f0101pxh0.html.

‚张定淮,涂春光:论责任政府及其重建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3(12).

ƒ康晓强: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J].教学与研究,2014(2).

王向民:分类治理与体制扩容 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治理[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范和生,唐惠敏: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法治与社会,2016(2).

[作者简介]梁园,女,昆明市委党校科研处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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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

————学习贯彻昆明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

梁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深入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按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省第十次党代会、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要加快推动社会治理从“单一治理”向“多元共治”转变。必须推动社会治理从单纯依靠政府管理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从单纯依靠行政管理向注重协调、协商、合作转变。社会组织作为参与社会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有其必然性,但仍然存在诸多现实困境,突破困境找到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才能加快形成多元社会治理的新格局。

一、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必然性

马克思关于政府社会理论的基本思想中,提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既是政府的责任,也具有社会性。在继承发扬马克思政府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现今学术界对社会事务的责任归属于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格局将管理社会事务推向共治。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两种管理缺陷下,社会组织的成功参与成为研究的新课题,社会组织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细胞,渗透到社会肌体每个部分,对于弥补两大缺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党和政府全力助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全面深化改革持续进行,党和政府对社会领域改革也快马加鞭推进,伴随政府执政理念转变和简政放权思想的不断落实,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各项事务留有空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着重进一步深化政社分开,对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留有更大空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可以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交给社会组织分担。

为了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昆明市人民政府于2016年4月5日颁布《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暂行)》,按《意见》规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包括依法在民政部门登记成立或经国务院批准登记的社会组织,该文件的颁布为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找到依据,也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找到新路径。这一点,团市委针对诸多青少年问题,从2014年就开始积极探索政府购买青少年服务,目前已形成独具特色的青少年维权服务项目。

在经济新常态下,昆明市社会治理如何形成多元共治的新局面?如何使社会组织成为昆明市社会治理的共治主体?如何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这些问题的解答就成为社会组织参与昆明市社会治理的关键,也是形成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组织协同、市场推动、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社会治理新模式的重要部分。

(二)介入复杂社会问题处理,充当社会减压阀

改革让我们取得了傲人的成就,昆明市经济水平持续上升,财富累积逐年增加,同时,各类问题不断,社会领域尤为突出。“三化”催生“三类社会问题”的主要表现有:工业化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伴生了诸如失业率增加、环境恶化、食品安全、职业病等社会问题;城镇化是促进昆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器,同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少,比如失地农民、农民工、农村留守儿童、拆迁纠纷等;信息化带来便捷的信息共享,同时,譬如电信诈骗、网络谣言、网络色情等社会问题也成为社会治理的其中内容。

这些社会问题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复杂性和矛盾的尖锐性,而社会组织本身带有“草根性”特征,从群众中来,能更好的接近和维护基层群众的利益,从而更容易获得群众从身份上的认同,此类组织在解决棘手、复杂社会问题时往往更加容易。并且,社会组织在自身的组织理念指引和较强的专业路径操作中,通过如春城环保协会、云南连心社会照顾服务中心、云南省携手困难群体创业服务中心,官渡区社区矫正心理咨询室,云南博亚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所等此类组织,将社会问题以区别与政府手段的方式予以解决,其工作的方式方法新颖,手段独特,服务水平和能力均在不断提升,得到公众和政府的一致认可。

社会问题的爆发仅仅靠刚性处理、强权处置违背了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并且用强手段有时不会化解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向反方向发展,而社会组织的存在为发泄怨气、情感抚慰、意见表达留有空间,缓解社会戾气,维护社会稳定。

(三)参与社会治理是社会组织持续发展壮大的基础工作

公益性、非盈利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内容集中体现在,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社会治理领域的范畴几乎涵盖了社会组织工作的所有内容,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工作既是每一项具体的工作,也可以说,社会组织的工作是社会治理工作中的一大分支。并且,伴随现有各类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与壮大,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在公共服务和政府决策上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四)社会外部条件的支持

第一,公众关心公共事务的意识逐渐增强。比之改革开放前,整个社会的物质更加丰富,人们的物质需求整体得到了极大满足,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日趋深化,特别是现代便捷的信息沟通方式,都在不断地刺激和唤醒人们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通过微博、微信、各类论坛等平台,对公共事件和热点人物进行讨论、辩论和评论,民意压力和民间舆论在各地停建的项目中表现最为突出,有的甚至形成对地方政府政策具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因此,在多元利益格局下,各类利益集体的高级形式即社会组织成为不可小觑的力量。

第二,信息技术飞跃式发展,全社会 “问政”成本较低。

网络已然成为广大公众所熟悉的一种信息交流方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网络为媒介所钩织的现实中网络型社会已经存在,每个人身处其中,这也成为社会治理方式转变所面临的一大重要方向。

二、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不规范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社会组织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其本身仍然存在一些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比如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还不完善、不健全;针对昆明市目前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出现的问题,2015年11月10日昆明市民政局对《昆明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进行听证,其中特别强调规定,社会组织应当建立内部信息披露机制,对接受捐赠、资助的,应当在接受捐赠、资助后15个工作日内,通过社会组织监管和信息发布平台社会公布接受捐赠款物的信息,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使用捐赠、资助情况。有些机构的设立形同虚设,不按其组织章程和程序工作,随意性较大,运作过程缺少相应的监督,致使其社会公信力备受质疑;有些社会组织演变为政府部门的下属机构,官方色彩较重。

(二)社会组织基础条件普遍薄弱

与政府、事业单位和企业相比,成立社会组织的要求较低,内部治理结构并没有科学化的设置,成员的组成在文化程度、专业水平等方面都普遍偏低。据部分社会组织调查资料的统计显示,社会组织没有专业人才的占6.9%,社会组织有专业人才1~4人的占33.5%,社会组织有专业人才5~9人的占38%。在有专业人才的组织中,还有44.3%的社会组织都是兼职人员。从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看,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职员占所有职员的11%;有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职员占31.7%;有大专文化程度的职员8525人,占27.4%;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职员占27.8%;有研究生文化程度的职员占2.07%。

另外,社会组织资金不足,且内部财务公开性不够。对我市据资料显示,我市社会组织收入主要来源于募资和捐赠,其中大部分是政府资金支持,占一半以上。资金来源渠道不宽,资金总量偏少,对展开组织日常工作有一定限制。

(三)“全能政府”与“政府失灵”并存,执政理念转变缓慢

建国之初,在有限社会资源限制下,为了增强社会管理的有效性,集中权力变为“全能政府”,“全能政府”直接以行政权力强制干预社会事务,可以侵入社会各领域以及个人生活,并不受法律、思想和道德的限制。“全能政府”成为时代指挥棒下政府形象,这一形象一直保持到近些年提出的政府执政理念转变。

与“全能政府”相对应的是“政府失灵”,一旦执政行为超越了现行体制的制约,就必然导致权责的分离和失衡,资源配置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即出现“政府失灵”。因此,近年来一直提倡转变执政理念,收起政府多余的 “手”,将大包大揽的“全能政府”转变为按规则适度干预,减弱政府控制力,为社会组织留有空间。但是,从实际执行状况来看并不乐观,很多基层政府对“家长制”信赖度更高,在具体事务处理上,并不愿意授权或者委托权力给社会组织,因此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成为一厢情愿。

(四)相关法律法规滞后

建设法治社会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法治国家的建设离不开社会组织的支持,并且社会组织对建设法治社会中作用突出。尤其是法律类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广大基层的法律知识宣传,协助公民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合法表达诉求、公民法律意识塑造等方面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是,社会组织自身法制化建设却存在严重滞后,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中有些条款已不适宜现实需要,但并未作出废除和修订;最基本的《中国社会组织法》一直尚未问世。在昆明,作为社会组织的行为依据,《昆明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尚处于修改中,并未正式颁布实施。

三、昆明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思考

(一)规范内部管理,保障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目标,社会组织越是在社会治理中承担责任越大,对其内部管理制度的要求越是规范,这也成为其生存和发展的直接因素。

一是组织结构规范。建立社会组织自有的组织架构,避免社会组织化身“隐形政府”,与公共组织一体化。坚决取消社会组织“挂靠制度”,公共单位不得作为发起人,也不得指定发起人举办民办非企业单位,确保社会组织独立性;二是内部制度规范。规范组织自身的组织章程、财务制度,坚守社会组织自律制度等,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三是信息披露规范。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现代社会组织从建立之初就对其信息宣传具有更高的要求,信息化管理手段是其基础部分,既保证信息的公开性、及时性,也要保证信息的真实、透明,从信息手段对社会组织形成自我规范性压力。

(二)政府“一放两抓”,做好监督和评估

“一放”,顾名思义,就是适当放权,即政府主管部门对其部分职权,通过委托或授权方式给社会组织,让其协同政府一同开展社会治理工作。而接受委托或授权的社会组织依照委托方或授权方要求开展工作,为保障社会组织工作的顺利开展,政府通过资金补助、贷款、拨款、免税、税收优惠、低息贷款和贷款担保等形式作为补偿,保证社会组织向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

“两抓”则是,紧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紧抓对购买的公共服务进行评估。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基本的职能之一,如何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是?如何保证提供令公众满意的公共服务?长期实践中,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者和主体方均由政府本身一力承担,不仅工作量大,有些工作力不从心,而且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并不全能得到公众认可,社会治理中诸多方面存在“政府失灵”现象。因此,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就开辟了新路径,政府的角色由公共服务提供者、监督者和公共服务评估者,转变为公共服务监督者和评估者。

监督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过程,确保按照项目要求按期完成;同时,对购买的公共服务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估也是政府的另一重要职责,政府对社会组织承接的公共服务提供项目效果同样负责。评估主要是政府、社会对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经济效率和效能两方面评估,一种是经济投入产出比,一种是社会效益,两方面都要综合考虑才能较为公正客观的得出评估结论。

(三)分类管理社会组织,形成与之相对应的治理模式

昆明市社会组织数量众多,均有其不同的组织目标和实现价值,但总体上可以将其归为四类:活动类、维权类、慈善类和服务类。只有将社会组织细致分类,才能有的放矢,针对不同类型的组织进行不同侧重的扶持和培育,也才能担当与之相一致的社会治理任务。

根据“规范活动类、做实维权类、发展慈善类、壮大服务类”的分类指导和培育原则,重点发展慈善公益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如慈善公益类社会组织要通过奖励、委托、补贴和购买服务等方式重点扶持;民办非企业单位采取培育与扶持,简化办事程序,降低设立的门槛,对于优秀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给予减免税收、增加资金拨付比例、融资担保等奖励,还可以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具有优先选择权。

(四)“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

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其自身独有的工作方式方法,在参与社会治理中也逐步起到主体作用,对缓解政府社会治理任务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不可否认,从长期发展来看,社会组织自身存在诸多不利于其发展的“硬伤”,因此,自身能力提升是首要关键,如加大自身建设力度,在资金筹集、专业人才队伍上夯实基础,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各项能力上到一个新台阶。

第一,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充分挖掘“自我造血”功能,社会组织在接受政府资金来源的同时,也要发挥主动性,拓宽自身的服务领域,实施收费项目;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开拓自主项目,吸引基金会、企业、福利彩票等社会资金;此外,利用多种媒介主动宣传,宣传其组织目标和倡导价值,寻求其他资金渠道,比如尝试与一些企业或实力雄厚组织建立协同合作关系,通过多种项目合作自筹资金。

第二,提升成员的专业水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程度和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组织成员的能力和水平。一个持续稳定发展的社会组织,不仅需要大量的社会志愿者支撑,更需要专职具备专业技术能力的组织成员;不仅在薪资福利水平上保证组织成员无后顾之忧,而且要更加注重组织成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不仅要提升组织成员的服务水平,而且要加大对社会志愿者的整体培训。只有这样,一支能做事、会做事、做成事的社会组织队伍才能最大化发挥组织价值,实现组织目标,才能支撑起“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2013–11–15)[2015–09–15].http://blog.sina.com.cn/s/bloga3d2d93f0101pxh0.html.

‚张定淮,涂春光:论责任政府及其重建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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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梁园,女,昆明市委党校科研处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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