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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你学习】《党代会历史细节 从一大到十八大》(二十一)

2019-03-14 16:03:54 来源:干部学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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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 关于国共合作的议决案仅以5票优势通过

1923年 6月召开的三大,其“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会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待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马林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为三大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其根据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 1923年 1月 12日决议精神。

尽管马林会前做了大量工作,但在三大上还是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三大代表徐梅坤回忆说,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

三大并没有举行开幕仪式。6月 12日上午,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肯定了二大以来党的工作成绩,指出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等。

陈独秀作完报告后,12日下午,由马林在会上报告国际形势和国际工运情况。第二天,代表们就陈独秀的报告进行讨论。第三、四天,由各地代表汇报当地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瞿秋白在会上简要介绍了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陈潭秋报告了二七惨案的经过,孙云鹏讲述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捕工人的救济工作,徐梅坤和毛泽东等就农运工作发言。之后,大会主要议题便转入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

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已不是共产党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的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以及共产党如何在国民党内为国民革命工作的问题。马林、陈独秀等人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有指示,“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关于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等人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而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目前又不能公开,所以,“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

瞿秋白、张太雷等发言赞成马林、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主要观点是:

“尽管现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将会革命。”

“如果我们等国民党发展以后再参加进去,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

“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张国焘、蔡和森、林育南等反对马林、陈独秀的意见,担心全体党员加入会丧失党的独立,会使党腐化;认为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起革命作用,“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 ”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这是取消 C.P.存在的主张”。后来,张国焘等人虽赞成加入国民党,但反对产业工人加入,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加入国民党内去就会削弱共产党。他们坚持党领导职工运动的独立性,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张国焘说:“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

邓中夏则明显表现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他说:

“国民党是一个内部利益迥异的政党,很难改造。”

“让孙中山听取新党员的意见十分困难。”

蔡和森批评陈独秀等提出的“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是违反共产国际决定的。他说:

“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

“如果目前中国的国民运动非常高涨,那么工人就不需要独立的政党。”

对此,陈独秀反驳说:

“国民运动非常高涨时,我们才能加入国民党,这是机会主义思想,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

“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它途径。”

事实上,对于国共合作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党内高层领导人,一般党员中也有许多人不理解,特别是工人和从事工运的同志。正如罗章龙所说:因为在他们看来,“国民党并不注重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影响甚微。而国民党脱离群众,成分中官僚、政客不少,鱼龙混杂,却为人所共知。许多同志不愿与之为伍,反对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阻力”。

经过激烈的争论,全体代表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义有了统一的认识: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二、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李大钊更是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

“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毛泽东也发言说: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

“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在会上仅以 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反映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真实态度。

至此,中共中央最终同意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也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党的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样,国共两党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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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 关于国共合作的议决案仅以5票优势通过

1923年 6月召开的三大,其“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会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待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马林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为三大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其根据也是共产国际执委会 1923年 1月 12日决议精神。

尽管马林会前做了大量工作,但在三大上还是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三大代表徐梅坤回忆说,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

三大并没有举行开幕仪式。6月 12日上午,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肯定了二大以来党的工作成绩,指出在组织问题上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党员的教育工作”“党内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党内的同志关系很不密切”等。

陈独秀作完报告后,12日下午,由马林在会上报告国际形势和国际工运情况。第二天,代表们就陈独秀的报告进行讨论。第三、四天,由各地代表汇报当地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瞿秋白在会上简要介绍了共产国际四大的情况,陈潭秋报告了二七惨案的经过,孙云鹏讲述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捕工人的救济工作,徐梅坤和毛泽东等就农运工作发言。之后,大会主要议题便转入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讨论。

三大上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争论,已不是共产党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而是全体党员加入还是部分党员加入的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动员产业工人加入,以及共产党如何在国民党内为国民革命工作的问题。马林、陈独秀等人提出,既然共产国际已有指示,“我们就应该加入国民党”。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关于产业工人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陈独秀等人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的势力,而中国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非常幼稚,党目前又不能公开,所以,“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势力于国民党”。

瞿秋白、张太雷等发言赞成马林、陈独秀的主张。瞿秋白发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主要观点是:

“尽管现在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但为了自身利益,他们将会革命。”

“如果我们等国民党发展以后再参加进去,这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希望壮大力量,假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会有充分的机会在国民运动中壮大自己,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

“如果我们——作为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去参加国民党,后者就势将寻求军阀、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帮助。”

张国焘、蔡和森、林育南等反对马林、陈独秀的意见,担心全体党员加入会丧失党的独立,会使党腐化;认为不能期望中国资产阶级起革命作用,“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 ”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这是取消 C.P.存在的主张”。后来,张国焘等人虽赞成加入国民党,但反对产业工人加入,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加入国民党内去就会削弱共产党。他们坚持党领导职工运动的独立性,主张“工人应该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加入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张国焘说:“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

邓中夏则明显表现出对国民党的不信任。他说:

“国民党是一个内部利益迥异的政党,很难改造。”

“让孙中山听取新党员的意见十分困难。”

蔡和森批评陈独秀等提出的“把工人置于国民党的旗帜下”,是违反共产国际决定的。他说:

“在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全部掌握领导权,至少应拥有部分领导权。”

“如果目前中国的国民运动非常高涨,那么工人就不需要独立的政党。”

对此,陈独秀反驳说:

“国民运动非常高涨时,我们才能加入国民党,这是机会主义思想,我们的责任是为开展国民运动而工作。”

“只有国民党才能容纳那些半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没有其它途径。”

事实上,对于国共合作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党内高层领导人,一般党员中也有许多人不理解,特别是工人和从事工运的同志。正如罗章龙所说:因为在他们看来,“国民党并不注重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影响甚微。而国民党脱离群众,成分中官僚、政客不少,鱼龙混杂,却为人所共知。许多同志不愿与之为伍,反对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阻力”。

经过激烈的争论,全体代表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意义有了统一的认识: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二、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

李大钊更是难能可贵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

“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毛泽东也发言说:

“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

“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在会上仅以 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反映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真实态度。

至此,中共中央最终同意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这也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党的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样,国共两党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既有利于国民党的改造,使国民党获得新生;又有利于共产党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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