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进入中共昆明市委党校!

论加强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2-06-22 14:18

2018年6月22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提出并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即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我国外交的指导地位。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框架和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个坚持”[1] ( 即: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其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即为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本文将从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具体要求,如何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及党的对外工作本身对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意义这三个方面来深入论述这一点。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本质特征

从全局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2]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从局部看,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同样必须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把握国际大势,正确看待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推进外交理论、实践、体制机制创新,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为我国对外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科学指导。这种统领性的指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

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主权国家外交的宗旨是,以和平方式通过对外活动实现其对外政策的目标,维护国家的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对我国而言,外交不仅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我国的对外工作要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意志,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展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最鲜明的特征。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时代境遇,从战略高度谋划我国对外工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资源整合能力,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一整套外事工作的规划设计和具体外事活动的工作安排。这既确保了我国对外工作大政方针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外交原则和立场的一贯性,又能够根据国际形势变化不断做出科学判断,使我国外交能够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并采取灵活有效的策略方法,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打造出内政外交相互支撑、前方后方步调一致的外事工作一盘棋的有利局面。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我国对外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已经充分证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对外工作的最大政治优势。

1949年3月,为了有效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尽快完成社会主义过渡,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一边倒”的方针,宣布新中国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又在1953年和1974年分别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使中国成为维护国际战略平衡与世界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外交方针也调整为全方位发展对外友好关系,努力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立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和把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坚持以和平发展为主题,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审慎自信地处理外交事务:重视发展对美关系,反对霸权,不搞对抗;缔结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广泛建立伙伴关系;增进周边睦邻友好,重视融入国际社会。上述外交政策在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发展趋势,提出“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外交理念,以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5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时,系统阐述了和谐世界的理念以及建立和谐世界的四点基本主张。通过推动建设和谐世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2005年12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立场和决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3]其中,最具根本性也是最鲜明的中国特色就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取得的历史性、开创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力亲为,在于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提出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4],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不断取得新发展新突破,我国对外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以来,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党中央强调,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党把握新时代外交工作大局,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5]。

(二)加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格局

对外工作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多层级的复杂系统。从横向看,对外工作包括双边外交、多边外交、议会外交、政党外交、首脑外交、领域外交等主要形式。双边外交指两个国际行为主体(以主权国家为主)之间为了增进本国利益、促进双方合作或者解决相关纠纷而开展的官方交往活动。这是外事工作的基础和重点。多边外交是指三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体在常设的或特别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中的互动。常见的多边外交平台包括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近年来,也有部分国家采用“微型多边主义”(又称“小多边”)的形式,减少多边外交参与者,以提高决策效率。议会外交指国家议会以及议员之间的官方交往活动,其目的是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后,我国的议会外交正式形成。目前,全国人大与世界上183个国家的议会保持着不同形式的交往与联系,与20多个主要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稳步开展机制交流活动[6]。政党外交是指世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展的党际交往,包括执政党之间、在野党之间以及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正式交往活动,是对国家政府间外交的有效补充。首脑外交是伴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指国家领导人定期举行的双边或多边首脑峰会。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谈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误解,消除错误的信息和僵化的观念。领域外交是指在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指引下,传统政治外交部门之外的各个部门或专业领域的对外关系,包含军事外交、经济外交、公共外交等多个方面。

从纵向看,对外工作涉及多个层次。其中居于顶层的是外交决策机构,主要负责外事工作的顶层设计和国家安全战略的总体规划。每个国家的外交决策机构各不相同。我国的外事工作决策机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在中央政治局之下设专门的外交领导机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创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规划包括外交在内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决策机构之下是专门的外事工作执行机构,负责安排外交议题和日程、国际会议等具体工作。我国的外事工作执行机构主要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分别负责党际外交和国家外交事务。除此之外,我国还有部分中央部委和机构涉及议会外交和领域外交事务,以辅助国家外事工作,如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商务部、国防部、教育部等的外事工作部门。处于最外围的是地方外事工作机构和部分经过政府认证的民间机构,主要参与公共外交事务,以增进与各国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这个复杂的综合系统的整体性、协同性、有效性不断提升。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在这个大协同格局下,党中央发挥政治统领作用,从全局视角完成顶层设计,为外事工作提供战略方向和理论指导。所有涉外部门必须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重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学深悟透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严格遵守党的外事工作纪律和规矩,决不容许擅作主张、各行其是、阳奉阴违,确保对外工作的决策、执行、评估、反馈等整个流程畅通无阻,政令畅通、组织有序、信息反馈及时,确保对外工作各项事务紧密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有条不紊地推进。同时,各相关部门在对外工作执行过程中,强化使命担当,提高专业化、科学化水平,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增强工作主动性和创造性,增进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减少推诿内耗,避免不作为、乱作为,提高工作效率,切实形成各司其职、积极配合、协同发力的良好工作局面。各相关部门还要注重加强自身专业人才培养和组织能力建设,打造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勇于担当、忠诚干净的干部队伍,为对外工作不断提质增效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

如何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根本途径在于坚持和完善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对外工作的制度和治理体系。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明确要求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7]。这既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一个重要部分;更是弘扬我国对外工作制度和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具体体现[8](注:《决定》明确指出,我国制度优势包括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

(一)完善中央对外工作决策机制

我国的中央对外工作决策机制主要有两个,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

一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1958年,中央设立中央外事小组,是中共中央领导外事、国家安全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后一度被撤销。1981年该小组重新设立,更名为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2018年3月,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原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其职能主要包括:对国际形势和执行外交政策的重大问题、外事管理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承办外事协调工作;审核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重要外事规定;办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送的重要外事问题的请示、报告。

二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从成立至今一直与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紧密相关。2000年9月,中共中央组建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负责对涉及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创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将国内外各种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统一在一个机构下予以处理。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分为常务委员和委员,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四个方面。这为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强化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搭建了一个强有力的平台;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各地区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责任制,使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强化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要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增强国家安全能力;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健全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9]。

(二)改革对外工作执行机制

在不断完善中央对外工作决策机制的同时,我国对外工作的执行机制也不断调整完善。首先,外交部在近十余年间调整了机构设置并增加了人员数量。2009年3月,外交部成立了边界与海洋事务司。该部门整合了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亚洲司和欧亚司的相关职能,负责应对日益凸显的周边海洋事务和海洋争端。2012年10月,外交部将政策规划司的经济外交合作办公室、国际司的国际经济合作事务处等几个职能部门合并重组,成立国际经济司。该司主要职能包括:筹备经济合作重大峰会;处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内的经济与发展合作及相关业务;研究全球经济治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及制度、规则建设等有关问题。

其次,边境管理机制重组。1949年11月,我国组建边防局和边防部队,负责全国的边防保卫工作,担负全国沿边沿海地区的边界警卫、边境管理和出境入境检查任务。1973年6月,公安部设立边防保卫局,各省、地、市公安机关均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1979年5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将公安机关的边防武装警察改为现役,将全国边防武装警察的体制编制划归中央政府,由公安部统一管理,公安部成立边防局。1980年,全国国家口岸和地方口岸的边防检查工作由军队移交公安机关担负,边防武装警察部队组建,由各级公安机关直接领导。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安边防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全部退出现役,组建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移民管理局领导管理全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构、边境管理机构各项工作,指导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业务工作。

再次,地方外事工作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地方外事工作作为党和国家外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公共外交、地方政府间的跨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开展,从全局高度集中调度、合理配置资源,确保党中央的总体外交方针政策落实到位。2017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对地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要“把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到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方方面面,加强战略谋划,强化统筹协调。要明确地方党委对本地区外事工作的主体责任,完善省以下地方党委对外事工作的领导和工作体制”[10]。《意见》的出台对进一步理顺地方外事工作的工作流程,健全地方外事工作体制机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驻外机构管理体制、援外工作机制和涉外法治建设

伴随新时代对外工作执行机制的变革,我国的驻外机构也在快速发展。除了传统的中央或国务院派出机构,如驻外使领馆之外,开展跨国业务的公司企业和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外事机构、从事公共外交的民间团体等纷纷设立相关驻外机构和组织。这使建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驻外机构管理体制成为当务之急。2017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驻外机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监督机制的实施意见》,正式开始深化驻外机构管理体制改革。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落实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驻外机构管理体制[11]。一方面加强党对驻外机构的统一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另一方面规范驻外机构工作流程和人员管理,明确各机构以及机构内部的职责分工,实现驻外机构高效运转、服务中心。

援外工作体制机制重组。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历来重视援外工作。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面向160多个发展中国家,实施数千个成套项目和物资援助项目、上万个技术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以及40多万人次的人员培训;向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疫苗”[12]。规模巨大的对外援助项目需要有配套的管理机制。2017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实施意见》并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以优化援外战略布局,改进援外资金和项目管理,提升对外援助的综合效应。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目的是充分发挥对外援助辅助大国外交的重要作用,加强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理,改革优化援外方式,更好服务国家外交总体布局和共建“一带一路”。2018年4月,国务院将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责、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整合,正式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其主要职能是:拟订对外援助战略方针、规划、政策,统筹协调援外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推进援外方式改革,编制对外援助方案和计划,确定对外援助项目并监督评估实施情况等。

涉外法治建设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善于运用法治。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更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13]。涉外法治工作涉及国内法、外国法、国际法等不同领域,在国家法治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我国宪法对涉外领域和事务作了原则性规定,为涉外立法提供了基础和依据。改革开放后,我国制定了海关法、商检法、对外贸易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出境入境管理法、外商投资法等一系列涉外法律法规,为我国企业、公民等深入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14]进入新时代,我国实施全方位外交布局对涉外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探索建立贯通国内国外的法律服务体系,为海外中国机构、企业和公民提供全球法律服务网络。同时,在尊重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我国法律域外适用的体系建设,提升在涉外法律斗争的主动性。外事工作执行部门应根据党和国家的总体外交政策和立场,积极加入国际法的立法改革工作,组织专门法律人才,深入研究国际法的运用和执行,在现有国际法的框架下开展各类谈判、协调、合作事务,综合运用立法、执法、司法等手段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提高对外开放的服务水平。

此外,有关政党外交、军事外交、金融外交、公共外交、气候外交、抗疫外交等方面的工作体制机制,也开辟新方向、增设新机构,不断强化党中央对对外工作的领导,推动党领导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建设深入发展。

充分发挥党际交往的重要促进作用

党的对外工作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战线,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党际交往的独特作用,以促进国家总体外交,这既是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一种重要体现,也是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牢牢把握住党际交往这条线索,与世界多个国家的政党建立和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外部支持,也促进了自身的建设与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际交往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外事工作重要思想,增强战略意识和创新意识,充分发挥特色和优势,不断开创新局面,为党的事业和国家总体外交作出新贡献。

(一)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这次大会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支部。这表明政党外交一直是贯穿党的发展历程的重要工作。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思与实践,决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从此,党的外事工作的宗旨和任务就是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地位,确保党对中国革命的绝对领导。在这一宗旨和任务的指引下,党通过外事工作成功争取到国际力量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支持,建立起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创造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的宗旨和任务也随之演变为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苏两党之间的密切交往与合作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争取到了充足的资金、技术和人员支持,帮助我国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20世纪60年代,我国发展遭遇困境时,得到了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保持友好关系的90多个外国共产党和进步政党的支持,推动我国逐步打开外交局面并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重返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需要营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是要争取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和地区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以得到关键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持。为此,党中央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同世界上一切友好政党发展合作关系,扩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急剧变幻,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积极稳妥地同世界上各类政党开展交往,为改善我国外部环境作出了独特贡献。”[15]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外事工作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外事工作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成为促进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成为展示党的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窗口,成为党员领导干部观察和研究世界的重要平台,成为借鉴国外经验、为中央决策服务的重要渠道”[16],为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新的重要贡献。

从建党至今,政党外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以党际关系促进国家间合作关系。1949年6月27日,刘少奇访问莫斯科,向斯大林充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情况并进行深入交流,化解了过去中苏两党之间的某些误解,彻底改善了两党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启了中苏两国蜜月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外事工作日益成为发展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推手,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进入新时代,党的外事工作继续通过党际渠道与作为“政策源头”和“民意代表”的外国政党政要深入坦诚交流,充分体现高层次交往、预防性外交、战略性沟通、深远性影响的特点,为双边关系和务实合作奠定良好的政治、舆论和民意基础,推动我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

以加强调查研究为党中央决策提供智力支持。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都坚持不懈的优良传统。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能够为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智力支持,确保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及时性。党际交往直接接触不同国家的政党政要和民意代表,天然具备了解对方民意、获取别国最新信息的优势,是开展国际调查研究的重要渠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党的外事工作“要紧密结合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变化,加强对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研究;加强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研究,着眼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和全球地缘战略博弈新态势,在全球热点难点和涉我重大问题上更加主动地提出‘中国方案’”[17]。

以拓展人脉联系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通过党际交往渠道,与东欧、亚洲国家的60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建立起密切联系,介绍了中国的国际立场和主张,赢得了众多对华友好人士的支持。这为后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赢得广泛认同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外事工作继续坚持灵活性、全面性、持续性和深入性的特点,努力打造党政并蓄、朝野相济、官民兼容的人脉网络,培养知华友华人士,夯实国家间关系的民意基础。

以塑造党的形象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软实力”强调“吸引力”,即通过塑造对方的认同偏好来获得其对本国政策的支持。“文化软实力”能够用更低成本达到更好效果,并有效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党的外事工作正是把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作为目标,向各国政党高层、智库机构、广大民众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传播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主张,进一步树立我们党开明开放、和平民主、与时俱进的国际形象。

(二)为营造我国良好外部环境作出独特贡献

中国共产党立党百年,与世界多个国家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顺畅的沟通交往渠道,有效增进了国家间的友好互信,使党际交往成为宣介党和国家外交政策立场的重要平台。早在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支部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同部分国家的共产党有所交往。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立刻与苏联、东欧和亚洲十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建立了党际联系。1951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后,迅速开展政党外交工作,先后与世界上6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建立了联系渠道。20世纪60年代,与中国共产党保持日常联系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达到90多个。进入70年代,受到中苏关系破裂影响,曾经保持友好关系的共产党只有10余个仍有联系。但是随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开始进入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视野。

改革开放后,秉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重大论断和“不结盟政策”,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外事工作的重心。1980年10月,中央书记处肯定了中联部提出的关于对各类政党开展工作的设想,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我们党与西欧、北美、亚洲、拉美以及大洋洲的几乎所有“老党”恢复了友好交往,同时在坚持独立自主方针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联系,广泛接触世界上所有愿意以及可能与我们党往来的共产党、社会党、民主主义政党及其他进步政党和组织。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与墨西哥、索马里、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政党,全部建立了友好交往和机制化联系。“据统计,21世纪来临时,中共已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1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文明互鉴新格局、践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方针为主线,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开辟了新路径。一是继续扩大同世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互动。“截至2018年底,我们党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政党和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19]二是建立和完善党际交往常设机制。自2010年起,我们党通过一系列探索,建立起中美、中俄、中英、中非、中阿、中拉和金砖政党对话等不同形式的交往机制,通过政党外交保持议会间关系和政府间关系的平稳发展,使党际交往成为化解分歧、增进共识的新平台,在国家总体外交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三是开拓政党多边外交新路径。201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建设美好世界的决心和担当,有助于改善全球治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发展。此后,通过“对外宣介团”和“中共代表团”,我们党又搭建了万寿论坛、“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专题研讨会等多边交流对话平台。20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题为《加强政党合作 共谋人民幸福》主旨讲话,强调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峰会发表共同倡议,表达与会政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增进人民福祉的共同愿望。160多个国家的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逾万名政党和各界代表出席会议。“党的对外工作继承和发扬我们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依托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位一体’格局,不断扩大交往对象的覆盖面,既有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也包括普通民众。”[20]一个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政党外交格局和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已经形成,党的外事工作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成效更加显著。

在通过党际交往促进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同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联部、教育部等部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结合当前国际大势,将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融入党的外事工作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为中国外交塑造独特风范和增强战略自信提供重要助力。

一方面,通过各类对外援助,帮助欠发达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解决发展中的棘手问题,真正促进国家间的民心相通。2019年,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14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项合作协议;与2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学历和学位互认协议,推动实施2331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54.1%的来华留学生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上述留学项目,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了大批国家发展急需人才。与此同时,中联部、教育部还通过各类基金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基础教育。比如,“老挝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曾是其所在县小学中硬件比较差的一所学校,后经过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历时7年的援建,现已成为万象市的示范学校”[21]。面对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通过政府和民间渠道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大批医疗物资,显示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另一方面,通过各类交流平台宣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经验,帮助欠发达国家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联部通过发起成立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丝路一家亲”、中非民间论坛等交流对话平台,宣介改革开放、脱贫攻坚、绿色发展、治理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成果,传播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倡导新安全观,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推动许多民生合作项目在蒙古国、柬埔寨、缅甸、老挝、尼泊尔等国落地,促进了相关国家社会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和支持。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中央通过线上会议的形式,举办多场论坛和研讨会,保持对外交往的活跃度。“‘一带一路’激发了区域合作新浪潮,推动形成互利合作新格局,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光明的前景。”[22]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阶段,无论国际格局和世界政党格局如何复杂多变,我们都必须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始终坚持党中央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中央领导我国外交外事工作披荆斩棘、攻坚克难,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唯有始终坚持党中央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牢牢把握外交外事工作的正确方向;只有始终坚持党中央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节点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临危不惧、勇毅前行;只有始终坚持党中央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在面对各种复杂局面和艰难险阻时通盘谋划、统筹协调,凝聚各方力量和资源打赢对外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只有始终坚持党中央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以更宽广的战略视野推进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总之,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23]


[参考文献]

[1][3][11]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538,200,541.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0-11.

[4]闻言.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0-01-06.

[5]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88-90.

[6]王慧慧.揭开中国“议会外交”之谜[EB/OL].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3/04/c_1120569257.htm, 2017-03-04.

[7][8][9]本书编写组编著.《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0,3-4,32.

[10]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N].人民日报,2017-02-07.

[12]贾平凡.为推动南南合作贡献中国力量[N].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07-22.

[13]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N].人民日报,2020-11-18.

[14]莫纪宏,徐梓文.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N].人民日报,2020-12-25.

[15][19]宋涛.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扎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N].学习时报,2019-11-11.

[16]习近平.党的对外工作要继往开来再创辉煌[N].光明日报,2011-01-18.

[17]王家瑞.努力开创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4-06-03.

[18]于洪君.党的对外交往: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1,(7).

[20]宋涛.党的对外工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J].当代世界,2022,(1).

[21]宋涛.党的对外工作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J].求是,2019,(16).

[22]王家瑞.推动合作共赢新格局[N].人民日报,2015-09-22.

[23]杨洁篪.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外事工作的光辉历程和远大前景[J].求是,2021,(10).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万峰街1606号    邮编:650215

E-Mail:kmparty@public.km.yn.cn

滇ICP备07000700号-1        滇公网安备 53011402000276号

Copyright © 2017 中共昆明市委党校 昆明市行政学院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