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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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之理回答时代之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为世界了解中国、读懂中国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用中国之理回答时代之问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为世界了解中国、读懂中国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根本就要“追根溯源”,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讲好中国之理;要读懂今日之中国,也必须深悟中国之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的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地实现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理论体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充分彰显了中国之理,为世界了解中国、读懂中国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具有重大意义。
科学性:在中国之路的探索中建构中国之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来自实践,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发展。中国之理的科学性,就在于它是中国人民在道路探索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的具体实际为基础,建构出能够解决时代性课题的真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首先以“掌握历史主动,在新时代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开篇,再次回答了新时代用什么样的状态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这一专题中的4篇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回顾总结中,阐述了中国之路的必然性、科学性和真理性。
道路怎么选?要能解决中国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面对内忧外患,近代中国人民进行了前赴后继的不屈斗争,但始终未能找到一条真正解决中国历史性课题的道路。直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中国人在精神上才由被动转为主动;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中国人民找到了期盼已久的“真理”,中国之理的科学性开始被更多人关注和研究。
道路怎么走?要能符合中国实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基因,让中国人对待新的思想和事物不仅是开放包容的,并且是辩证的,更善于把握其“变”与“不变”的关系。我们党在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让中国之理的科学性得到检验。
道路怎么发展?要能结合时代要求。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础,还是推动事物往前发展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解决了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时代课题,特别是面对世界动荡变革期的复杂局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了“三个重大时代课题”,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让中国之理的科学性更加彰显。
实践性:在中国之治的实践中彰显中国之理
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之所以可以被上升认同为“理”,根本就在于是被实践所证实的,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国家的道路对不对、制度行不行、治理好不好,也必然要经历历史的检验。中国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等因素叠加的影响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方案,给世界的普遍不确定性增加了确定性的因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生动阐述了“两个大局”之下的中国之治,全面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应对风险挑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担当与智慧,为全面准确把握中国之理提供了最新的视角。
从世界发展进程来看,西方资本主义曾创造了工业文明,为人类科技进步、文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制度可以移植,而制度赖以生存的政治文化土壤是不可能被移植的,因此鲜有绝对成功的案例。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相伴出现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难以解决的“现代性危机”,让世界陷入新的思考。与此同时,中国之治的成功实践正在创造并证实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规划中,中国提出了具体的现代化目标。世界需要一个窗口来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原因,中国也需要总结自己的“理”,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阐述了最新的理论成果,对中国之治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也让中国之理在具体实践中得到更加充分的证实与认同。
发展性:在中国之理的升华中续写时代篇章
中国发展的经验之所以可以升华为“理”,关键还在于其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即发展性。正如朱熹的名言“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时代元素,才能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中国之“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最后一个专题为“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从加强党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从自我革命的角度回答了如何继续成功的问题,展现了中国之理的生命力和发展性。
1945年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从道路、制度的角度给出了第一个答案——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这个重要回答就收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的最后一个专题中,这不仅回答了人民之问、中国之问,还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过去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未来又如何续写时代篇章?是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视角,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本身要思考的问题,是让中国之理充满生机的重要保证。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未曾中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拥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让我们的文化具有很强的韧性与活力。正是这种延续性,让中华文明在应对危机挑战中拥有更多的实践与经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反响,它不仅是原创性的理念和思想,更是应对世界变局的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中共昆明市委党校)